Possible Lives

    从我小时候的理想说起吧。
    我最早的理想是做天文学家，一二年级的事情。上了三年级发现数学成不好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然后想做外交官，学英语之后发现我的英语也不好，又作罢。再后来上了高中，对公共关系比较感兴趣。高考前发现中大公共关系的分很高，我基本不可能考上。看了一下公共关系的专业介绍，里面设有传播学这课程。恰好华工也有传播学，而且也觉得搞媒体可能挺有意思的。于是就报了华工传播学。
    那时候对媒体的兴趣是源于好奇——想知道人家的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技术上怎样操作）。后来学了之后感兴趣的就是人家为什么要那么做（价值、意义）。大学的时候曾被南方报业的一系列口号感动的不行，比如那句“掌声永远在身后，鲜花永远在别处，目标永远在前方，我们永远在路上”，还有那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那时候想人要是真能做到这样的话，也算不枉此生了。
    上了几学期专业课后，觉得自己离那样的目标很远。为什么呢？因为传播学它只是一种工具性的理论，它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传播有什么样的规律，怎样传播更有效。但它不会告诉你你应该传播什么。新闻学也一样，它只告诉你怎样采写编播，它永远不会告诉你你为什么要那样采写编播。好像传播什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可是，社会的问题有那么简单吗？比如你想写文章抑恶扬善，但善恶就那么容易分辨吗？
    《吕氏春秋》里记载了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大概是说鲁国有一条法律，凡是能把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出来的，可以得到一笔钱。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的钱。孔子说："子贡同学呀，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因为子贡这样做，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可见，什么应该赞扬什么应该批判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是需要经过慎重思考的。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人，必须要有一套与社会发展的大势相匹配的价值系统。要建立这样的系统，靠自己瞎想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想出来的，必须借助前人的力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就选择了读研。
    我希望搞清的是两个问题（虽然这俩问题永远不可能有确切答案）：
   1、社会将会走向何方？人在其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怎样增加人类幸福。
    要回答社会走向何方，就得搞清社会是什么。要知道社会是什么，就得首先回答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虽然他们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当然也没有一个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没有绝对正确，就是指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完整的毫无缺陷的解释整个世界。而没有一个是完全错误的，是指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看，他们的理论都有其合理性。
    试图用一种理论解释整个世界，就像试图用一张平面图将整个地球覆盖起来，展现上面的所有东西。地球是个圆球，所以就有无数种的投影地图的方法。比如蓝伯特方位等面积投影法，是以北极为中心画的。而最常见的是由麦卡托投影法画出来的地图。麦卡托投影法的优点是保持了原来的形状，缺点是会扭曲面积的比例。而另外一种彼得斯投影法是能保持面积比例，但又会扭曲形状。所以每一种投影法都不能够百分百完全展现这个圆形的地球。
    同样，也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真实的反映世界。（这算不算广义上的测不准原理？）如果想要尽可能真实地了解世界，就只能尽可能多的站在各个角度看世界。得出的结论矛盾也没有关系，因为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不同理论所展现出来的世界的不同面貌。所以，我选择了哲学。
    哲学除了是对终极问题的解答外，还是影响一个社会的重要文化因素。而文化又是让社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重要影响因素。正如伽达默尔认为的那样，传统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置身在外来加以选择或抛弃的对象。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传统中。因此，要了解当代的中国，要看清中国未来的走向，就得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所以，我选择了中国哲学。
    选择中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中国文化比较偏重直觉体悟，西方文化比较偏重逻辑推理。我偏爱体悟多于推理。而且我不喜欢那种以高抬人的欲望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而中国哲学的主流都是反对这种模式的。《庄子》里就有一个寓言：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可见，欲望越多就越痛苦，声色犬马的生活带来的绝不是幸福。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苦行僧的生活也很痛苦的。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社会上的“士”很少，而总是动物性与人性并存的普通人居多，所以经济必须发展，合理的欲望也必须满足。怎样能在满足欲望的同时长久的增加幸福感？怎样能解决现代文明带来的人困境呢？
    这也是一个世纪前梁漱溟先生思考的问题。他站在东西文化比较的立场上，认为西方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形式对人性的扼杀，而东方文化包含了远比西方文化更为深刻的终极关怀的内容，所以未来的世界必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刚刚接触他的书时，真觉得中国文化前途一片光明。于是毕业论文的题目就选择了写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后，发现问题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所以论文从最初设想的赞扬变成了批判。当然，就算中国文化不像他说的那样是救治西方文化的良药，中国文化只要没消灭就一定会对现代社会产生影响。会产生什么方面的影响呢？中西文化经过若干年的融合斗争后，会不会如佛学与儒家发展成宋明理学那样发展出另外一种新的学说出来呢？所谓批判的继承，又是什么该批判什么该继承？所以，我就选了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方向。

    那么，如果万一假如一切都顺利的话，我以后又具体想做什么呢？——还是传播。
    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做的其实都是传播的工作。
    第一种人是学者（专家教授）做研究，做学问，做一般人或外行人看不懂的东西，并且向行内人或自己的学生传播自己的研究所得。他们是处于整个传播体系最深层的核心地位。古往今来，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都是这些人。不过如果不是天才，智商不是特别高，很难在这些核心的知识领域做出什么成就。
    第二种人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把上一种人的一部分成果介绍给普罗大众，是连接大众与专家的桥梁。他们在学术上也许没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理解大众，能够恰当的满足他们对知识的需求。像于丹、易中天这些都是比较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我最欣赏的是梁文道。我不知道他算是书评人、评论员、还是主持人，无论是哪种角色，他都能以最具包容性的多元视角、最具理解力的人文关怀、最谦虚的心态跟大众交流。也许，这是由于他书读得很多也很杂。人知道得越多才会越发觉得自己知道得越少，也越谦卑，也越能理解别人。公共知识分子不会有学者那么深刻，但他们也不会太偏激。
    第三种人就是普通媒体人了。他们处于整个传播体系的最外层，充当传递信息的媒介。新闻记者就属于这类，他们的任务就是将信息尽量客观真实迅速地传递给受众。因为中国现在各方面的制度、法律都很不完善，各种问题陈出不穷，所以中国的记者大有做头（此处排除新闻管制等的问题）。不信的话看看广州那些做民生新闻电视媒体有多么受欢迎就知道了。那些什么<G4出动><今日关注><今日一线>，每天就讲哪家哪户房产证拿不到，哪个公司拖欠工资，哪个工地噪声很大之类的问题。如果不是中国的制度那么不完善，做这种新闻的记者都得下岗。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现在中国的状况来说，他们的工作也有一定意义的。至少，能解决一点问题是一点嘛。
    我想，我努力的方向应该是第二种人吧。第一种人需要的智商太高，如果不是来个基因突变我不可能变成个天才。而如果我想做第三种人，我考研干嘛？早出来锻炼岂不更好？